戴德生的祖輩
戴德生於1832年5月21日出生於基督徒世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在他結婚之日早晨，聖經中的一句話：「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約書亞記24:15）進入他的內心，使他大受感動，生命得到重生。從此後，這句話就成為戴家與神之間所立的約，世世代代一直守約到今日。戴德生的父親戴雅各年輕時開始學醫，19歲時即擔任衛理公會的傳道。
戴德生年少時，常跟隨父親到附近鄉間傳道，使其對窮人富同情心。父親也常帶領家人一起閱讀巴彼得所著《中國和中國人》一書，其優美的文字和插圖深得孩子們喜愛，故戴德生自年少時起就立志長大後到中國去傳福音。
戴德生的得救與獻身
戴德生年少時也曾經歷不信與反叛，為此，母親常為他迫切禱告。有一天，剛滿17歲的戴德生正在家中書房讀一福音單張，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贖之工」一文所感動，日後他說:「聖靈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開朗，明白再無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
重生得救後的戴德生，內心充滿了極大的喜樂，並急迫地將一切奉獻給神。 ；這段重生得救的經歷，成為戴德生一生的轉捩點。他極度渴慕過聖潔生活。當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願：無論神把他領往何處，無論遭遇什麼事情，他都願意為主擺上。
從立志獻身之日起，戴德生將自己所有的舒適用品送給別人，以度簡樸生活；加大運動量，以鍛造身體；外出佈道，慰問病人，以操練愛心。當他讀過宣教士麥都思所寫的《中國：現況與展望》之後，得知醫藥對中國宣教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學醫。 19歲時，戴德生離家到赫爾，從師於哈迪醫生，同時學習度過一種簡單、刻苦的生活。母親為其健康擔憂，他回信說：「每年一千二百萬中國人去世，沒有神，沒有希望。… 我們豈可置之不理? …我覺得若不替中國作一點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後，戴德生轉到倫敦醫學院，專攻外科。 **
早年中國宣教經歷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國傳道會」的差派，準備啟程前往中國宣教。為此他不得不與未婚妻韋瑪莉解除婚約，因為瑪莉的父親不願意把女兒遠嫁到中國去。 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碼頭登上「敦費士號」輪船，啟程前往上海，母親前來為兒子送行。經過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費士號」終於在1854年3月1日抵達吳淞口。戴德生登岸後半年，開始宣教工作。但僅三個月，戴德生就身處戰火之中，不但生活艱苦，生命也時常受到威脅。 1854-1857年間，戴德生以上海為基地，曾18次到江浙兩省旅行佈道。在其第八次，臨到杭州灣宣教之前，為便於接近中國人，他特地叫理髮師為他剃髮染髮、編辮子，並穿上華服。不出所料，這次佈道效果果然明顯。戴德生也曾與賓惠廉牧師同工，到江浙及廣東汕頭佈道。他尊賓惠廉為其屬靈的父親；賓惠廉也受他影響，改穿中國服裝，兩人成為至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離開上海前往寧波，與那裡的“中國傳道會”宣教士祝恩賜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學習過“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裡結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與差會在某些理念和原則上發生分歧，遂於1857年5月，脫離“中國傳道會”，開始獨立傳道。其樓下會堂兩側懸掛著兩幅對聯: 「耶和華以勒」(耶和華必為我們預備)，「以便以設耳」(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表達出他們憑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寧波宣教期間，戴德生遇見了女宣教士瑪麗亞，並與之相愛。瑪麗亞於1853年到寧波，在教會女校任教。她的父親台約爾，也是早期的來華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 1858年1月20日，21歲的瑪麗亞與身穿中國式長袍，腦後垂著一條長辮子的戴德生，在寧波英國領事館內舉行婚禮。婚後，兩人同心在寧波繼續宣教工作。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 1859年底，他因氣管炎導致呼吸困難而住院。 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過。 2月14日他寫信給父母，請他們在衛理會中發出呼籲，盼望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獻身前來中國宣教。他寫道：父親啊！您既已奉獻了您的兒子，請您再奉獻您的影響力!」同一天，他也寫信給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這封信中，記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假使我有千條性命，決不留下一條不給中國。不，不是中國，乃是基督。這樣的救主，我們為誨所作的，會嫌太多嗎?”
創立“中國內地會”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瑪麗亞帶著未滿歲的小存恩，搭乘「禧年號」從上海啟程回英國。當他們抵達倫敦後，戴德生立即著手洽談印刷寧波語新約聖經、讚美詩及福音單張等事宜。三週後才踏上返鄉之路，探望闊別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經倫敦醫院診斷，戴德生的肝臟、消化系統和神經系統都已嚴重受損，必須留在英國休養，幾年內不得出國遠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醫囑留在英國有四年半的時光。但他一點都沒有閒著，這段時期反成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時期。在這段期間，戴德生成就了數件大事：
（1）1862年，順利通過考試，取得英國皇家外科學院會員資格，成為合格的外科醫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學院助產資格證書，成為合格的產科醫生。
（2）1861年5月，完成寧波語《讚美詩集》，1863年10月，翻譯、修訂羅馬拼音版「寧波語新約聖經」。
（3）但最重要的莫過於「中國內地會」的創立，此舉可說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
從1864年底開始，戴德生和瑪麗亞花了半年多時間，完成《中國:屬靈的需要與託付》一書的寫作。但就在此時，他發現英國各差會在華宣教士數目卻由115人減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國沿海五口城市中，無一人在中國內地宣教。看到這種情況，一想到在中國每月都有百萬人死亡，卻無機會聽信福音，以致靈魂不得拯救，便憂心如焚，徹夜難眠。 1865年6月下旬在參加福音聚會之後，他獨自到柏萊頓海邊沙灘散步，再次想到中國那千百萬失喪的靈魂，心靈痛苦至極。後來，神的安慰與啟示臨到他，使他內心得到空前的釋放，以至於他完全降服於神，並懇求神為他預備24位宣教士，與他共赴中國，為擴展神的國而爭戰。從柏萊頓海濱回倫敦後，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之名在銀行開了個戶頭，存入十磅英金，「中國內地會」於是成立。接著，戴德生到英國各地傳遞「中國內地會」之異象。 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範約翰夫婦與曹雅直前往中國，會同先前所差往寧波的5位，共計有8位，成為中國內地會的先驅。 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婦帶著四個孩子，與16位宣教士啟程前往中國。
「中國內地會」在華事工
中國內地會在華人事工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65-1875）：紮根時期。
戴德生於1866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後，稍事安頓即前往杭州開拓新的宣教基地與工場。 11月，他們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號，內設禮拜堂、診所、藥局、辦公室和印刷室等。從一開始他們就入鄉隨俗，身著中國服裝，男束髮辮。雖然因此曾被嘲笑為“豬尾巴宣道會”，他們仍堅持如此行，盡力與中國百姓認同。
在杭州教會發展的同時，曹雅直於1867年12月奉派到溫州宣教。他只有一條腿，當地人以「獨腳番人」稱他，但他憑著對神的信心，以及對人的愛心，把福音帶給當地人。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時，福音已在溫州紮根。
1868-1871年間，戴德生來往奔波於鎮江與揚州之間，此期間發生了一連串令戴德生刻骨銘心的大事，先是揚州教案；接踵而來的是三個年幼兒女以及愛妻瑪麗亞之死。
江浙一帶，每到夏季酷暑難耐，百病叢生。西教士與其家屬，往往因氣候或水土不服而喪生。 1867年8月，戴德生長女戴存恩因患腦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歲幼兒存禮因肺病死於江船上；3月，剛誕生諾爾又不幸夭折；而更為不幸的是瑪麗亞產下諾爾後染上霍亂，於7月23日告別了這個世界。戴德生忍受著巨大的喪妻之痛，將愛妻埋葬於鎮江，墓碑上刻著她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名字。為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兒女獻於祭壇。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親傾吐心中的痛苦與靈性掙扎:“惟衪知道我愛我妻的程度，我眼裡的光，心中的樂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後一天，我們互表歷久彌新的愛情。她為我所作最後一件事，就是將一臂摟抱著我的頸項，一手放在我頭上，我想她是要給我祝福……。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個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已在中國宣教五年，當時是杭州教會的重要同工。她與戴德生在船上相處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後，福珍妮徵得父母同意後，於1871年11月28與戴德生在麗晶教堂舉行了婚禮。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來華。此時他致力於使內地會在各地建立的教會本土化，著力培養中國教牧同工，使教會不再依賴於外國差會，達到自立、自養、自傳。 1874年5月底，戴德生與祝名揚進入武昌，擬以此地作為進入九省的基地。
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地會」在第一個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個教會，56個宣教站與佈道所；擁有36位西國宣教士，76位中國同工。王來君成為華人在內地會出任監督的第一人，負責統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階段（1875-1885）：大陸拓荒時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傷不得不離華返英療養，病重時幾至癱瘓。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漸恢復，他堅信神一定會帶領他重返中國。他每天對著牆上的中國地圖，迫切地為九省禱告；更祈求神親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誠奉獻、火般熱心，樂意為主生活、為主工作、為主受苦，甚至為主而死」的傳教士到中國。結果神給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國宣教的6位，共30位，從而掀開中國西南宣教開拓史的一頁。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開會議，探討內地會的事工與策略,會議決定再次徵召77個宣教士。為此，戴德生特地於1883年3月返回英國。到1884年共有76位應召成為內陸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國大陸會」已進入福音未至之內陸九省，遠至雲南、西藏。根據海恩波在《中國內地會五十年史》一書中的統計，內地會至此共建立45個有組織的教會，141個宣教站或佈道所，學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國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國基督徒1,764人。
第三階段（1885-1895）：國際化時期
在這階段，大陸會開始走向國際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國佈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劍橋七傑」之獻身，在英美造成轟動；後有北美內地會之成立，差派宣教士來華；接著又有歐洲差會加入，成為夥伴差會。同時內地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蘇格蘭、美國和澳洲等地，成立譫詢委員會，從而使內地會成為一個超宗派、國際化的宣教機構。
《劍橋七傑》，他們之中，有出身貴族、巨商，有運動明星、皇家軍官，又皆為劍橋大學高材生，卻為基督福音的緣故甘願放棄錦繡前程，甚至放棄巨額遺產，於1885年2月啟程來到封建落後、充滿敵意的中國內地，把他們的青春、才華與愛奉獻給中國人民。他們抵華後，數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肅，甚至西藏，拓荒佈道，建立教會。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與洪洞縣的中國傳道席勝魔成為親密同工。席勝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鴉片成癮，後由英國宣教士李修善牧師帶領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鴉片，還廣設“天招局”，助人戒菸。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為購地建立內地會總部禱告。會間有一位名叫榮晃熙的青年人，剛在英國繼承了一大筆遺產後來到中國，準備加入內地會。在禱告會上，他受感奉獻為建造總部所需的全部費用。 1890年2月，大陸會總部落成，門前紀念碑上刻著:「為神的榮耀，並在中國拓展祂的國度而建」。此後四十年間，這三幢樓房充分發揮功能。到1929年時，內地會宣教士由當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樓房不敷使用，遂將之變賣，另建新樓於新閘路，並於1931年舉行了奉獻禮拜。
戴德生於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處奔波呼籲，足跡遍佈整個英國。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應召踏上中國宣教之行程，再次超過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國多年，深深感受到鴉片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危害。在教會、宣教士和其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國政府終於在1917年全面禁止對中國輸出鴉片。
截至1895年底，中國內地會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國同工417位，福音站121個，會堂233所；教會149所，學校46所；中國受洗基督徒7,173位。
第四階段（1895-1905）：世代交替時期
在這一階段中，中國經歷了中日甲午之戰，戊戌變法以及庚子之亂，政局瞬息萬變。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為各處宣教士的安危，常常焦慮。他的身體，也因長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內地會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輕的顧正道為助理主任，協助處理行政及巡迴探望。 1896年5月戴德生將所有事務交給顧正道，然後與珍妮返回英國。雖然年老體衰，戴德生在英國仍然馬不停蹄四處奔波，為要把傳福音給萬民的異象，繼續傳遞下去。同時他探望各部門，為交接班做準備。他說:「我的目標，就是讓各部門沒有我，仍然可以運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義夫婦陪同，前往瑞士休養。正當此時，在中國爆發了「義和團之亂」。 7月初，顧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殺害，成為內地會先為主殉道者。 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體罹難。在整個義和團之亂中喪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隸19人，浙江11人，山東、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計189人。單內地會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國基督徒殉道人數高達兩千多人。
當消息傳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幾乎支撐不住。他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開始寫信安慰受難家屬。 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為代理主任。雖然內地會的生命財產蒙受極大損失，但戴德生與其同工仍決定本著基督之愛，持守不索賠、不懷恨、不報仇的原則，即使中國自願賠償亦不接受。休養期間，戴德生心繫中國，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場，未料跌倒背傷重犯，以致不能行動。 1902年11月，戴德生辭去總主任之職，1903年1月由何斯德繼任為第二任總主任。
最後離世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去，葬於瑞士。 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義夫婦陪同下，啟程前往中國－他心中眷戀的第二個家。 6月1日戴德生來到長沙，親見福音在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兩天後他在長沙去世，享年73歲，歸葬在早他而去的愛妻與三個早夭兒女的墓旁，並他所深愛的中國土地上。
當他離世時，內地會宣教士已由當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國同工增至1,152位；中國受洗基督徒已達18,625人；有組織的教會有418個，宣教站、佈道所與會堂合為1,424個，學校150所。而且中國內地會所奉行的信心原則，例如不募款、不舉債、無定額薪資等，皆成為後來許多信心差會的典範。因此戴德生不僅被稱為“中國內地會之父”，也被視為“信心差會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帶著基督的愛來到中國，52年後，他帶著對中國人的愛，歸回天家。然而，這愛的故事並未因他的死而完結，乃是透過千千萬萬的宣教士、中國傳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兒孫，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來，從未中斷，並且還將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