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宣教研究”，福音派面臨著一種特有的悖論。儘管對於一個真正的福音派而言，宣教的中心地位在聖經、神學以及實務中都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許多聖經學院和神學院的一流「宣教研究」課程卻已經把「宣教」一詞從名稱中除去。
宣教日漸重要，「宣教」這個名詞卻在「宣教研究」中被省去，在這個奇怪的現象背後有三種影響：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急速增長。
聖經研究和神學研究越來越強調宣教的中心地位。
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宣教研究可以帶動整全的轉化，也對此產生日益濃厚的興趣。
基督教在第三世界的成長
全球基督教的成長正在引起關注。 《倫敦每日電訊報》2014年4月25日的報告指出：「中國將在15年內成為全球第一的基督教大國」。這樣的新聞似乎驗證了天主教和新教兩千禧年宣教的成功。 的確，許多神學院的宣教學院，如富樂神學院、阿斯伯利神學院、迪爾菲爾德的三一福音神學院，哥頓-康維爾神學院以及其他福音派神學院已然成為吸引第三世界福音派教會領袖和宣教學者前往求學的「磁鐵學校」。這些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領袖和學者認識到：他們所在的地區曾經是宣教的對象，而如今那裡的教會卻處在了宣教和全球教會增長的前沿。
反之，這些全球領袖也為宣教研究和神學反思帶入了全新的見解、觀點以及革新。其中，「整全轉化」這個觀念被強調：「整全轉化」主張應該整全地來看待宣教，宣教不是只限於福音佈道、教會植堂、或關懷有需要者的慈善事工，宣教也應當應對來自各界的挑戰，如教育、經濟、發展、政治、國家建設、公正、和平，以及和解與好。
不過，基督教在全球的這種增長以及在公共領域更廣泛的參與也使得「宣教」一詞在那些遭受西方殖民統治的地區被誤解和扭曲。因此，重塑宣教的形象的也就顯得不足為奇了，已經有許多學校在學校簡介中把「宣教學院「改為了「跨文化研究學院」。
同時，宣教機構用首字母縮寫的方法來命名自己的機構，努力擺脫他們西方殖民「宣教」的外衣，如：CMS是英國聖公會差會的縮寫，SIM代表蘇丹內地會，OCMS是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縮寫。這種方法在那些禁止「宣教」或「宣教士」入境，或不容易拿到簽證的後殖民世界更是有幫助。
宣教的中心地位
然而，即使「宣教「一詞被從宣教機構的名稱上去除，宣教卻有了具有影響力的聖經神學鉅作。萊特博士（Christopher Wright）在《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一書中，把宣教從聖經和神學思想的邊緣拉到了中心，並強調了整全宣教的重要性。正如萊特博士在書中所指出的：一個健全的聖經神學 」將會看到 「整個世界都是上帝宣教的禾場」。
因此，只有看到神是「宣教的神「，我們才能理解神的神性、創造、基督、以及救贖，才能讓教會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呼召。所以，健全的事工不是侷限在教會的牆垣內，而是要面向外面的世界，參與生活的各個層面。從神學上來說，這引出了對神的「國」或神的「主權」的強調。神的這種主權既不是指在物質世界以外，也不是指將來的世界，而是指在現在的世界中，神透過祂的子民彰顯出來的行動。不過，這種主權並不是要我們有天真的優越感，也不是要我們建立一個強權的基督教國家，而是要代替陳舊的世俗主義以及隨之產生的相對主義。
宣教作為推動轉型的活化劑
在全球基督教以及聖經神學對「宣教」的反省中，宣教作為行動的觀念成為了重要的部分。
傳統的探究模式已經越來越無法滿足第三世界基督徒領袖和宣教士們在解決類似傳福音、經濟不公等問題上的需要。
作為帶動轉型的媒介，他們正在嘗試新的研究模式，把他們的工作和活動領域變成了整個宣教的實驗室。
傳統的宣教研究一直強調的是宣教史、文化人類學、社會科學或宣教學。現在的宣教研究則開始融入「行動研究」和「實踐者研究」。而這些領域的研究在以前是被併到像教牧博士這樣的“職業學位”，但現在已經設立了專門的碩士或者博士學位了：
這樣的研究不是由對宣教漠不關心的的專家學者所做的觀察和分析，而是由宣教實踐者對工場中的實踐進行反思，以帶來更有效的改進。
這些方法不僅為實際在參與宣教的人們提供了有用的研究成果，而且會對宣教以及實際操作帶來即時的效果。
雖然這些方法在神學院和世俗大學都遇到了阻力，但總體來說，實踐者的研究進路(practitioner methodologies)在學院以及機構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這些學院和機構希望運用良好的研究來改進他們的實際工作。
前景展望
行為和實踐者研究在宣教中日益顯著的重要性引起了高等院校管理層的及時的注意，這種重要性也在分配研究經費時發揮了作用，歐洲以及北美的後現代學校會給已經被運用到實際工作中的宣教研究予以經費支持。當然，傳統學科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價值也不能因此被輕忽，這些傳統學科包括：宣教歷史、文化人類學、語言學、社會科學以及聖經/神學研究。
然而，明智的研究機構會在傳統宣教研究中加入對行為和實踐性參與的關注，這點在英國和美國的普通大學裡尤為如此，這些大學都日益面臨著把聖經、神學以及神學系併入到世俗歷史系的壓力，而歷史系本身也存在經費有限的壓力。與新的行為實踐研究模式合作會增強和充實傳統的宣教探究模式，反之也亦然。這在日益不利的大學環境中，為兩者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辯護。
宣教、宣教參與（mission engagement）和宣教教育不斷發展中的認知也會極大改變福音派聖經學院和神學院的課程：
福音派與更多的傳統神學院都需要培養老師，開發課程，才能全方位地來應對整個宣教以及由此產生的公共參與的教育需求。
那些比較傾向於被動反思，避開直接參與的神學、聖經、歷史以及文化人類學的教研人員，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與第一線的宣教人員進行對話，這些宣教人員會就他們正在公共領域開展的實踐參與尋求教研人員的意見。
這需要跨越專業，不受學科限制的進行更廣泛的對話，從而建立有效的合作互利的交叉學科研究。
這在普通大學中類似聖經研究，神學以及歷史的傳統學科中更是如此。
經費的減少，加上對重點專業的關注，已經危及歷史系和神學系，更不用說是像「宣教史」這樣的專業了。
透過指出宣教史與實際進行中的宣教行動的關聯性，以及由於經費壓力的緣故，限制了其對社會更廣泛的影響，能夠讓人看到宣教歷史系存在的必要。
更廣泛的影響
宣教教育，特別是在西方國家以外的宣教教育會著重在整全轉化、宣教的聖經神學中心地位以及結合轉型變革的研究模式這幾方面。西方社會在過去100年中日益世俗化，而大多數非西方國家成長中的教會並沒有將政治和信仰分開。這對宣教和傳福音既有利又有弊，因為不僅要求建立基督教國家的呼聲增加了，要求建立伊斯蘭教國家、猶太教國家以及印度教國家的呼聲也增加了。
然而，不管規模的大小，對地區以及全球宣教的日益重視會對社會、政治、發展、國家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帶來影響。作為這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教會不僅要努力認識其不斷變化中的身份、傳遞的信息以及宣教事工，也要運用這樣的看見來更有效的為神的主權做工。
對宣教和整全轉化的強調也對傳統教育提出了重新思考的要求：
為了因應不斷複雜的學科知識，現代大學需要提供專業的教育，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這樣的專業化的教育方式會持續下去。
然而，對整全轉化的強調則有益於跨領域研究與合作的發展。
雖然，有人可能會認為不必要進行這樣的學科融合，但是就宣教和基督徒參與而言，這卻代表著巨大的機會：
一方面，基督教及其相關專業常被限制在了聖經、神學、宗教以及歷史這些資源較為匱乏的學科中。由於這樣的限定，相關研究與分析很容易會因為被認為與大學其他學科以及與整個社會沒有多大關聯性而被忽略。
但另一方面，全球基督教又很難被忽視，而且它的影響力巨大。
《每日電訊報》那篇關於中國基督教成長的文章一出來，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就進行了反駁。正像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了全球基督教以及宣教帶來的影響一樣，世界上大多數的非西方國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但是，在哪裡可以為我們最好地來解讀這種影響？是在世俗宗教還是在歷史或社會科學系，亦或是在一個擁有資源，擁有參與全球宣教和事工的基督徒學者經驗的研究機構中？
回應
在這段宣教教育發生重大變革的時間裡，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東歐的基督徒學者所做出的貢獻將會為我們提供一筆非常寶貴的知識、智慧以及有效實踐的資源。想要得到這些資源的研究中心必須現在就行動起來。不過，要得到這筆多樣化的資源，就必須越過西方大學氾濫的膚淺，多文化，追求政治正確的包容，而確保這種全球多樣性的理念成為包括管理層、教職員工以及學生在內的整個研究機構的基礎結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