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在禾场

首位深入中国华中地区的西方宣教士，故有“华中宣教之父”、“华中使徒”之称。在华宣教长达57年之久。 一、早年生活 杨格非（Griffith John）又译杨笃信、杨约翰，于1831年12月14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斯温西城（Swansea）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公司的雇员。小格非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不幸的是，他出生后仅八个月，母亲就死于霍乱，后来由其敬虔爱主的姑母抚养长大。由于家境比较贫穷，杨格非12岁时就被迫辍学，到一家杂货铺里当童工，学徒五年之久。但他酷爱读书，利用闲暇时间博览群书，日积月累，他的知识程度超过那些在学读书的同龄人。所幸的是，他受到家庭和教会浓郁的属灵环境的熏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大约8岁时，我就已是一个对宗教信仰印象深刻的孩子了。”在教会里，在主日学老师的教导下，他不仅熟读圣经，而且训练出自己口才。他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开始了第一次讲道，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定期讲道，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17岁时，杨格非辞职回家，准备自学功课，报考大学。这时他父亲又在另一场霍乱中丧生。他强忍悲痛，在亲友们的鼓励并资助下，于1850年9月考入了布雷肯学院（Brecon Congregational Memorial College）。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申请加入伦敦宣道会，并于1853年转入贝德福德神学院（Bedford Academy）接受神学装备，二年后被按立为牧师。1855年4月，杨格非与宣教士的女儿玛格丽特·格丽菲丝（Margaret Griffith）小姐结婚。婚后随即准备起身远赴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宣教，因为他的岳父就是该岛宣教先驱者，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正当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的宣教工场正急切的需要人，于是伦敦会就改派这对新婚夫妇去中国。 临行前，伦敦会差会代表和众亲友在伦敦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虽然杨格非那时已24岁，但因他身材比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闹出一个笑话。当他跟在同往中国的宣教士、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 后面走入会场时，一位门警竟把他当成一个前来凑热闹的小孩子，而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杨格非遂向他说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将被欢送去中国的宣教士，门警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让一个小孩子去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当然这位门警决想不到，就是这个“小孩子”，日后竟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 二、赴华宣教 1855年5月，杨格非带着新婚的妻子，和韦廉臣夫妇一起登上了远航中国的轮船，在海上颠簸了四个多月后，于9 月24 日抵达上海。漫长的航程使他们精疲力尽，初踏中国土地时，还感觉到脚下在晃动。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中国的漫漫宣教之旅。 最初杨格非在上海学习中文，在当时的上海，聚集着一批优秀的西方宣教士，他们一面学习，一面等待机会。其中有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牧师（Rev. Walter H. Medhurst），他时常这样祷告说：“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的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这一句祷语给杨格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更加积极地寻求将来的方向。不久，杨格非即可以单独宣教，在上海五年期间，他四处巡回布道，到上海县、松江府和青浦县等地传福音，也从中体味到要叫中国人接受福音是何等之艰难。 三、访太平军 1857年，杨格非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进入太平天国的辖区考察；1860年6-8月，他和艾约瑟等五位宣教士前往苏州，先后拜会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与他们讨论基督教信仰问题，意在通过他们可以纠正天王洪秀全的谬误。同年11月，他偕同另外一位英国宣教士和两名广东人——其中之一是容闳——前往南京，主要目的是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宣教的权利。每次访问，他都受到太平天国领袖的友好接待，虽然他极力纠正拜上帝会在信仰上的错误，但却遭到洪秀全等人的拒绝。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到太平天国辖区内居住和自由宣教。 四、华中宣教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更加开放，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随之来到。杨格非选择了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宣教工场，因而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和威尔逊（Robert Willson）一起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汉口，眼望着两岸迤逦的风光和滔滔江水，他不禁发出赞叹与感恩：“这一条美丽和宏伟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抵达汉口后不久，他们即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所开始宣教工作。从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那一刻算起，杨格非在这座城市整整住了51年，直到1912年离开中国返回故土英国为止，而那时他已经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了。 杨格非向来注重讲道，而且他自年少时就有讲道恩赐，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生动地地宣讲出来，让民众容易接受。到中国几年后，他用中文讲道，其威力与魅力仍不减当年，无论老少妇孺，知识份子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被他响亮的声音、活泼的手势和生动的内容所吸引。他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终得一位中国信徒受洗，此后渐有不少当地人归信基督。因此，亟需寻觅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聚会之用，杨格非遂于1863年，在汉口夹街太平巷，创建了华中地区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相继在蔡家巷兴建了“恩光堂”，在统一街兴建了“救恩堂”，并在花楼街购地建立起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事业中心，统筹华中一带的宣教事宜。 

在汉口打开局面后，杨格非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武昌当时是湖广总督所在地，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格非清楚认识到武昌在今后华中宣教的地位。在他不懈努力下，几经波折，终于在1864 年7月，获准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兴建“崇真堂”，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标志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崇真堂”是一座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可容纳200人做礼拜。从1864年开堂迄今，已近150年。虽然经历多年的风雨剥蚀与人为摧残，该堂竟仍能屹立不倒，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崇真堂于2000年重新恢复使用，成为武汉基督徒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 杨格非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起教会后，他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先后在孝感、天门、皂市以及黄陂等地建立教堂。他以旅行布道和街头布道的方法相结合，每到一地除了口传福音外，还大量散发福音小册子。当时的宣教士下乡布道经常会遭遇危险，1876 年的孝感之行，就是杨格非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次他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 一起接受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布道，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数以百计的民众一路尾随他们，对他们大声吼叫：“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 ”石头、土块像雨点般打在他们身上、头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逃命。但他们并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在回程中，马医生继续为人医病施药，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散发福音单张。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 五、深入川湘 然而杨格非并不以华中为满足，他也期望福音能尽快传入中国内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和湖南两省，因此他成为第一个进入湖南和四川的新教宣教士。1868 年，杨格非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结伴进行一次壮游，他们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最后转由陕西汉中回到武汉，行程计八千余里，历时五个月，实地考察各地风土民情，作为日后宣教活动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惧怕，反而如此明志说：“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继四川之后，杨格非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当时湖南民众以排外、反对基督教著称，西方宣教士很难在该省立足。杨格非以其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就开始不断尝试打开湖南的福音之们。迨至1904年，在25年间，他先后前往湖南宣教11次之多，屡败屡试，毫不气馁，终看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以及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之转变。从 “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可谓天壤之别。1901 年4月，他以欣喜、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句期待已久的话。据统计，杨格非在华50多年里，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在各地建立教会、医院和学校，仅在湖北就建立了100多个宣教站。看到福音在这些内地省份兴旺，无数灵魂得拯救，他十分欣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长江与汉水的各地， 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至于那些散居在这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六、医疗教育 杨格非可称为全方位宣教的典范，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还十分注重科教文卫工作。他于1866年在汉口创立的“仁济医院”，是华中最早的西医院之一，现已成为汉口协和医院。1899 年，杨格非在花楼总堂（今交通巷）旁边一个工厂旧址上，办起了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英文名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杨格非学院），现已成为武汉市第四中学。他还在长江流域创办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培养本地传道人的神学院。杨格非时代所创办的医院、学校等机构，在湖北省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七、翻译圣经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主要贡献是写作与翻译。杨格非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1876年，杨格非在汉口创办了“华中圣教书会”出版社，专门编印布道单张与小册子，供外出宣教散发，以补外国宣教士运用汉语不便之弱点。圣教书会成立第二年，就散发出一万册福音书；六年之后，共散发35万册。据1899年统计，全国基督教所用的街头布道文字材料，80％以上为该会印刷。到1903年，教会书刊的发行量，在华中各省达到220万册。杨格非不仅多年担任圣教书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个多产作家，著有多种书册，据1884年圣教书会的报告，在其出版的50种新书中，有31种是杨格非亲自撰写的。此外，他还著有《对中国的期望》（1872）、《中国的呼声》（1907年）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