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回归后

香港宣教士以中年人为主，平均年龄是四十七岁，未来十年将有至少四份之一的香港宣教士退役，问题相当严峻。1这不但是宣教人力招募与培育的问题，更是急需检讨的宣教观念与政策问题。香港教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怪现象：就算年轻人有志踏上宣教之路，我们却总把他们“拖”至步入中年，才放他们到宣教工场。 宣教士被“拖”致老龄化？ 　　按笔者观察，大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对学历与经验的要求渐渐提升，人对“成熟”的定义便不断延后。教会青年要起来当宣教士吗？我们的反应大多是：预科毕业生太年轻了，未成熟怎能成器？等他多读点书，至少拥有大学学士学位吧（以香港的情况，毕业时约二十二岁）；再等他有点工作经验吧（工作两年后约二十四岁）；甚或等他完成神学训练吧（完成道学硕士三年制课程后已二十七岁）；最好等他有全时间牧会经验（两年后已二十九岁）；结了婚、同行有伴吧（筹备结婚及新婚适应，至少用上一年，届时已三十岁）；等他申请差会又获通过（由祷告、物色、申请、体格、心理及性向检查、面试、等候……至少一年，约三十一岁）；还须筹够经费方可接受差遣（学写代祷信、在个人及群众面前分享异象与需要，筹足开拔费和第一期的每月开支，至少再多一年，约三十二岁）；接受差会职前训练及等候签发证件（视乎工场难度，需时有长有短）。到达工场时，保守估计可能已届三十四岁，还须在第一期适应工场环境、学习语言文化（各差会厘订每期三至五年不等，也视乎语言文化跨越的程度，从而影响宣教士的适应效果。年纪越大，适应越难）。就算能于三十七岁踏上第二期宣教历程，已婚宣教士可能因为儿女的教育问题而影响去留。可见宣教生涯越迟起步，越不利于克服障碍！ 　　笔者十分认同许南忠弟兄的呼吁：“我们实应尽量支持年青人参与宣教……我们应该尽量简化步骤使年轻人容易参与，不要设障使他们难以踏上宣教之路……我是完全无经验，只存着单纯的信心及认同，就踏上了宣教路，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故开始得早（年轻）并不表示只会有‘短暂’的事奉……‘提早开始’可能是其中一条钥匙！”2许弟兄十九岁开始对宣教有负担，二十岁便加入世界福音动员会（Operation Mobilization, OM），至行文时已服侍了三十三年，并于忠仆号（MV Doulos）出任东南亚区干事。 　　我们处处保护年轻人，不想他们碰钉子，其实我们可能对年轻人没信心，怕他们乱事，我们却忘记自己年轻时也曾经历不少错失，今天稍为成熟老练，都是神和身边的人不断给予学习机会的成果。为何今天我们倒要剥削年轻人的学习机会？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当给予年轻人充裕的“阶段性成长”空间。 谁说年轻人不能成大事？ 　　约瑟（参创三十七2；四十一46）、撒母耳（参撒上三章）、大卫（参撒上十六11；十七42、55；撒下五4、5）、但以理（参但一章）；约翰（参约十三23~25；十九26、27）、保罗（参徒七58）、提摩太（参提后三15；提前四12）等蒙神大大使用的人，都是年轻人。 　　我们熟悉的西方宣教士能在艰钜的跨文化工作中奠下终身宣教大业，大多由二十多岁开始献身，并从挫败中学习、从困难中成长，屡败屡战，一生靠主在黑暗的大地上放光。请看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二十五岁（一八○七年）抵达广州；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二十八岁（一八四一年）抵达非洲；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二十二岁（一八五四年）抵达上海；徐文默（Samuel Zwemer）二十三岁（一八九○年）投身伊斯兰教宣教；翟辅民（R. A. Jaffray）二十四岁（一八九七年）抵达山东滕县；斯坦利．琼斯（E. Stanley Jones）二十三岁（一九○七年）抵达印度（India）等，说明越早投身宣教，越年轻便适应新环境，越能对工场作出深远的贡献。 在大学生中培育宣教人材 　　一八八五年，七名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学生委身海外宣教，启程来到中国作榜样，引发影响逾半世纪的“海外宣教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SVM，一八八六年成立），此运动激发了约二万五千名学生，前仆后继地踏上海外宣教道路，也直接带动了普世宣教大业。 　　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培育基督徒大学生成为宝贵的宣教人力资源。在北美每三年一度由国际校园宣教事工（InterVarsity）主办的URBANA青年宣教大会，自一九四六年至今，已有逾二十一万二千名年轻人接受挑战、参与大使命。3香港学园传道会除了致力于大学校园推动福音运动外，自九十年代初至今，有目标地在大专毕业信徒领袖中，差遣信徒以宣教士身分到海外校园服侍。该会现已差遣了二十六位为期一年及二十八位为期三年或以上的宣教士，到日本、创启地区及伊斯兰教国家等地服侍。盼望有一天，所属的校园宣教士能遍及全球八千家重点大学。4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日晚在韩国首尔奥林匹克运动场（Seoul Olympic Stadium）举行的“韩国学生主后二千宣教大会”（Korean Students Mission 2000），场面震撼令笔者毕生难忘。当晚约有七万名韩国学生齐集主前誓师立志，广传福音，5目标是主后二千年能差出十万学生参与长宣及短宣，他们甚至不惜停学一年，率先遵行大使命。韩国宣教事业蓬勃，实在有赖当地教会及家庭支持年轻大学生参与宣教。 　　香港若要产生更多年轻宣教士，除了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召外，还需要家庭与教会同心协力地培育下一代的工人。基督徒家庭须反思：“如何从基督化家庭教育作起点，培植我们的孩子？就算将来不是宣教士，也是最好的宣教支持伙伴。”教会亦应重视儿童主日学的宣教教育内容，以致教会少年人及青年均被潜移默化地薰陶，透过各类型宣教年会、宣教营及短宣队等，逐步增加对宣教的认识及参与宣教行动。 　　后现代年轻人较喜欢先有亲身体验的学习模式，引起学习动机与兴趣，然后才作理论的反省及整合。在终生学习的过程中，让年轻人多些投身前线参与宣教，在不同阶段接受适切的装备吧！以免我们继续把青年“拖”至中年才让他们宣教啊！ 注 熊黄惠玲：“香港宣教士断层危机”，《往普天下去》（二○○七年一至三月），第一至四页。（下载自http://www.hkacm.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215&Pid=7&Version=0&Cid=260&Charset=big5_hkscs，下载日期：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许南忠：“为何不让年轻人参与宣教？”，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一九九五年一月号）；中译文《华传路》第九期（一九九七年一月），第八至九页。（下载自http://home.netvigator.com/~gohk/8.9.html，下载日期：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InterVarsity 现活跃于五百三十多家北美基督教或非基督教大学校园内。URBANA 06 有二万三千位参加者，参展宣教机构及神学院达二百七十五家之多，使年轻人有更多机会了解他们未来可以投身的宣教工场。请参阅http://www.urbana.org/_rewind.cfm。 叶应霖：“校园宣教全球化─本地青年宣教动员的重点平台”，《香港学园传道会校园事工》第四期（二○○八年二月），第六页。（下载自http://campus.hkccc.org/journal/issue004/CampusDynamic-4-issue.pdf，下载日期：二○○八年五月十七日。） “主后二千宣教大会”总览（AD2000 and…

线上PFDF：宣教训练 

文/刘宜棋（年会述职宣教士） 今年宣教部让我参加一个关顾宣教士研讨会，主要探讨宣教士回家述职或离开工场回乡（Re-entry）时面对的四个阶段：leaving stage （离开阶段）、transition stage （过渡阶段）、Entering stage （进入阶段）及Closure stage （结束阶段）。无论是何种原因离开工场，千头万绪难以言喻。宣教士离开工场的原因很多，包括签证问题、政治因素、孩子、学业、个人健康、家庭、差会因素、结束一期的事奉、退休、转换工场等等。 1.离开阶段 在离开工场的时候，宣教士除了带着自己的行李，其实还附带着一个“情绪包包”。“情绪包包”含着多年来在工场上的习惯、文化、喜怒哀乐的回忆和种种经历。若离开未处理好这些情绪，把这些情绪带回家乡，回乡后总觉得事情并没完整处理。这些情绪犹如海浪般一波波，不定时翻腾着。 2.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是从离开工场那刻开始。宣教士回到家乡最先面对时差和身体的不适应。他需慢下来，打开行李，先暂时安顿自己，正视高低起伏的情绪。当所预期的事件和现实有出入的时候，他会陷入失落、失望、不解和迷惘中。 离开家乡多年，他无法掌握家乡时事、政治议题、社会话题、家乡发展，甚至家人和朋友的近况也不具体了解，犹如“阿花入城”，各种事情都新鲜的。宣教士需接纳自己与他人话题格格不入的的现实。长期在外宣教，与家乡的人事物脱节是正常的。 在过渡阶段，请勿作重大的决定，如买屋、车、产业等。一时冲动所作的决定或所买的产业可能就用掉了多年来的积蓄。这时，家人朋友尽量帮助身边的宣教士“踩刹车”。教会、亲人朋友可以提供给他们社会时事、家乡发展、政治动态、教会里改变后的各种最新资讯，帮助宣教士更快了解并适应环境。 3.进入阶段 回到家乡一段时间，走过过渡阶段，宣教士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段时间，他可理解家人、朋友和自己宣教工场的大环境不一样；因为自己也不一样了。这期间，他会重新定位，找出适合自己的岗位和角色。他需主动联系教会、家人、朋友，加深关系。当初是自己离开了，所以和家人朋友、教会的关系疏远了；回来就要重新建立关系。 4.结束阶段 宣教士找到自己的角色后意味着逐渐进入结束阶段。他也会有矛盾的情绪，矛盾情节包括开始思念工场上的点点滴滴。他无需否认自己的矛盾情绪。回归的宣教士是一个新文化的融合体，就选择享受和接纳自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 此外，宣教士也要向在人生旅途中陪伴自己一起经历不同阶段的家人、教会和朋友表达感谢。宣教士在分享宣教经历时也见证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他会重新发现神在他回归后的计划和工作。 以爱包容回归后的宣教士 一段好的结束使人可以放下过去，继续前行。我们也在创世纪中看到亚伯拉罕生命中不同阶段发生的事迹与re-entry阶段雷同。亚伯拉罕深爱撒拉。创世纪廿一章提到，撒拉90岁时怀孕，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名叫以撒。他们共同幸福生活多年。在创世纪廿三章就提到撒拉在127岁离世，亚伯拉罕为她哀恸哭号，并把她葬在麥比拉洞。 这埋葬仪式象征着父子进入过渡阶段。他们接纳妻子和母亲已经离世的事实，需适应和进入新环境，就是那没有妻子，没有母亲在身边的生活。亚伯拉罕并没有忘记撒拉，撒拉一直都在他的回忆里。亚伯拉罕知道这个过渡阶段需告一段落，结束。因为上帝还要继续使用和带领他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恳请教会和家乡的家人、朋友以爱心，同理、包容宣教士回归后在身体、思想、情绪、心理上各方面的冲击，帮助宣教士更快调整自己，适应新环境。宣教士放下、结束在工场的工作和生活，回到家乡进入下一个领域，上帝还要持续使用他，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原出处：http://118.100.39.209/www/weilibao/?p=2765

戴德生的祖辈 戴德生于1832年5月21日出生于一个基督徒世家，其曾祖父名叫戴雅各。在他结婚之日早晨，圣经中的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15）进入他的内心，使他大受感动，生命得到重生。从此后，这句话就成为戴家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一直守约到今日。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年轻时开始学医，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 戴德生年少时，就时常跟随父亲到附近乡间传道，从而使其对穷人富于同情心。父亲还常常带领家人一起阅读巴彼得所著《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其优美的文字和插图深得孩子们喜爱，故戴德生自年少时起就立志长大后到中国去传福音。 戴德生的得救与献身 戴德生年少时也曾经历不信与反叛，为此，母亲常为他迫切祷告。有一天，刚满17岁的戴德生正在家中书房读一福音单张，被“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工”一文所感动，日后他说:“圣灵的光照入我心中，使我豁然开朗，明白再无可作的了，只有跪下接受衪的救恩，不住的讚美衪”。 重生得救后的戴德生，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并急迫地要将一切奉献给神。；这一重生得救的经历，成为戴德生一生的转折点。他极其渴慕过圣洁生活。当夜，他在神面前表明心愿：无论神把他领往何处，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愿意为主摆上。 从立志献身之日起，戴德生将自己所有的舒适用品送给别人，以度简朴生活；加大运动量，以锻练身体；外出布道，慰问病人，以操练爱心。当他读过宣教士麦都思所写的《中国：现况与展望》之后，得知医药对中国宣教的重要性，于是决定学医。19岁时，戴德生离家到赫尔，从师于哈迪医生，同时学习度一种简单、刻苦的生活。母亲为其健康担忧，他回信说：“每年一千二百万中国人去世，没有神，没有希望。…… 我们岂可置之不理? ……我觉得若不替中国作一点事，就不能活下去”。一年多后，戴德生转到伦敦医学院，专攻外科。** 早年中国宣教经历 1853年9月，戴德生接受“中国传道会”的差派，准备启程前往中国宣教。为此他不得不与未婚妻韦玛莉解除婚约，因为玛莉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儿远嫁到中国去。9月19日，戴德生在利物浦码头登上“敦费士号”轮船，启程前往上海，母亲前来为儿子送行。经过156天的海上航行，“敦费士号”终于在1854年3月1日抵达吴淞口。戴德生登岸后半年，开始宣教工作。但仅三个月，戴德生就身处战火之中，不但生活艰苦，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在1854-1857年间，戴德生以上海为基地，曾18次到江浙两省旅行布道。在其第八次，临去杭州湾宣教之前，为便于接近中国人，他特地叫理发师为他剃发染发、编辫子，并穿上华服。不出所料，这次布道效果果然明显。戴德生也曾与宾惠廉牧师同工，到江浙及广东汕头布道。他尊宾惠廉为其属灵的父亲；宾惠廉也受他影响，改穿中国服装，二人成为至交。 1856年10月，戴德生离开上海前往宁波，与那里的“中国传道会”宣教士祝恩赐同住、同工，和他一起学习过“信心生活”，二人在基督里结为至交。不久，戴德生因与差会在某些理念和原则上发生分歧，遂于1857年5月，脱离“中国传道会”，开始独立传道。其楼下会堂两侧悬挂着两幅对联: “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以便以设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表达出他们凭信心宣教的理念。 在宁波宣教期间，戴德生遇到了女宣教士玛丽亚，并与之相爱。玛丽亚于1853年到宁波，在教会女校中任教。她的父亲台约尔，也是一位早期的来华宣教士。他改良了中文活字，提高印刷效率。1858年1月20日，21岁的玛丽亚与身穿中国式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子的戴德生，在宁波英国领事馆内举行婚礼。婚后，二人同心在宁波继续宣教工作。长期劳累使戴德生的身体大受亏损。1859年底，他因气管炎导致呼吸困难而住进医院。1860年新年，他在病榻上度过。2月14日他写信给父母，请求他们在循道会中发出呼吁，盼望能有五位青年基督徒，献身前来中国宣教。他写道：父亲啊！您既已奉献了您的儿子，请您再奉献您的影响力!”同一天，他也写信给新婚的妹妹和妹夫，就是在这封信中，记下了戴德生的一段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样的救主，我们为衪所作的，会嫌太多吗?” 创立“中国内地会” 1860年7月19日，戴德生和玛丽亚带着未满周岁的小存恩，搭乘“禧年号”轮船从上海启程回英国。当他们抵达伦敦后，戴德生立即着手洽谈印刷宁波语新约圣经、赞美诗及福音单张等事宜。三周后才踏上返乡之路，探望阔别七年之久的父母。 1861年1月，经伦敦医院诊断，戴德生的肝脏、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已严重受损，必须留在英国休养，几年内不得出国远行。因此，戴德生只好遵医嘱留在英国有四年半的时光。但他一点都没有闲着，这段时期反成为他重新得力，重整旗鼓的时期。在此期间，戴德生成就了数件大事： （1）1862年，顺利通过考试，取得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会员资格，成为合格的外科医生。同年秋天，又取得皇家外科学院助产资格证书，成为合格的产科医生。 （2）1861年5月，完成宁波语《赞美诗集》，1863年10月，翻译、修订罗马拼音版“宁波语新约圣经”。 （3）但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内地会”的创立，此举可说是戴德生人生的里程碑。 从1864年底开始，戴德生和玛丽亚花了半年多时间，完成《中国:属灵的需要与托付》一书的写作。但就在此时，他发现英国各差会在华宣教士数目却由115人减至91人，而且全部集中在中国沿海五口城市中，无一人在中国内地宣教。看到这种情况，一想到在中国每月都有百万人死亡，却无机会听信福音，以致灵魂不得拯救，便忧心如焚，彻夜难眠。1865年6月下旬在参加一次福音聚会之后，他独自到柏莱顿海边沙滩上散步，再次想到中国那千百万失丧的灵魂，心灵痛苦至极。后来，神的安慰与启示临到他，使他内心得到空前的释放，以至于他完全降服于神，并恳求神为他预备24位宣教士，与他共赴中国，为扩展神的国而争战。从柏莱顿海滨回伦敦后，戴德生以“中国内地会”之名在银行开了个户头，存入十磅英金，“中国内地会”于是成立。接着，戴德生到英国各地传递“中国内地会”之异象。1865年10月，戴德生差派差范约翰夫妇与曹雅直前往中国，会同先前所差往宁波的5位，共计有8位，成为中国内地会的先驱。1866年5月26日，戴德生夫妇携四个孩子，与16位宣教士启程前往中国。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 中国内地会在华事工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5-1875）：扎根时期。 戴德生于1866年9月30日抵达上海后，稍事安顿即前往杭州开拓新的宣教基地与工场。11月，他们搬入杭州市新街弄一号，内设礼拜堂、诊所、药房、办公室和印刷室等。从一开始他们就入乡随俗，身着中国服装，男束发辫。虽然因此曾被人嘲笑为“猪尾巴宣道会”，他们仍坚持如此行，尽力与中国百姓认同。 在杭州教会发展的同时，曹雅直于1867年12月奉派去温州宣教。他只有一条腿，当地人以“独脚番人”称他，但他凭着对神的信心，以及对人的爱心，把福音带给当地人。到1889年曹雅直去世时，福音已在温州扎下根来。 1868-1871年间，戴德生来往奔波于镇江与扬州之间，此期间发生了一连串令戴德生刻骨铭心的大事，先是扬州教案；接踵而来的是三个年幼儿女以及爱妻玛丽亚之死。 江浙一带，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 1871年8月，戴德生返英探望三个孩子，同行的有福珍妮，已在中国宣教五年，当时是杭州教会的重要同工。她与戴德生在船上相处日久，感情日深。抵英后，福珍妮征得父母同意后，于1871年11月28与戴德生在丽晶教堂举行了婚礼。 1872年11月，戴德生再度来华。此时他致力于使内地会在各地建立的教会本土化，着力培养中国教牧同工，使教会不再依赖于外国差会，达到自立、自养、自传。1874年5月底，戴德生与祝名扬进入武昌，拟以此地作为进入九省的根据地。 据统计，“中国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中（1865-1875），已在江、浙二省、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建立了28个教会，56个宣教站与布道所；拥有36位西国宣教士，76位中国同工。王来君成为华人在内地会出任监督的第一人，负责统管浙北教牧事宜。 第二阶段（1875-1885）：内地拓荒时期 1874年6月，戴德生因脊椎受伤不得不离华返英疗养，病重时几至瘫痪。到1875年4月，戴德生的健康逐渐恢复，他坚信神一定会带领他重返中国。他每天对着墙上的中国地图，迫切为九省祷告；更祈求神亲自差派18位“大有信心、真诚奉献、火般热心，乐意为主生活、为主工作、为主受苦，甚至为主而死”的宣教士去中国。结果神给了他24位，包括已在中国宣教的6位，共30位，从而掀开中国西南宣教开拓史的一页。 1881年11月，戴德生在武昌召开会议，探讨内地会的事工与策略,会议决定再次征召77个宣教士。为此，戴德生特地于1883年3月返回英国。到1884年共有76位应召成为内地会宣教士，至1885年时，除原有沿海二省(浙江、江苏)、内陆二省(安徽、江西)外，“中国内地会”已进入福音未至之内陆九省，远至云南、西藏。根据海恩波在《中国内地会五十年史》一书中的统计，内地会至此共建立45个有组织的教会，141个宣教站或布道所，学校16所，宣教士137人，中国同工106人，受洗的中国基督徒1,764人。 第三阶段（1885-1895）：国际化时期 在这一阶段，内地会开始走向国际化。先是由戴德生和美国布道家慕迪共同促成的“剑桥七杰”之献身，在英美造成轰动；后有北美内地会之成立，差派宣教士来华；接着又有欧洲差会加入，成为伙伴差会。同时内地会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格兰、美国和澳洲等地，成立谘询委员会，从而使内地会成为一个超宗派、国际化的宣教机构。 “剑桥七杰”，他们之中，有出身贵族、巨商，有运动明星、皇家军官，又皆为剑桥大学高材生，却为基督福音的缘故甘愿放弃锦绣前程，甚至放弃巨额遗产，于1885年2月启程来到封建落后、充满敌意的中国内地，把他们的青春、才华与爱奉献给中国人民。他们抵华后，数十年之久，深入山西、四川、甘肃，甚至西藏，拓荒布道，建立教会。何斯德和司米德在山西与洪洞县的中国传道人席胜魔成为亲密同工。席胜魔原系一秀才，吸食鸦片成瘾，后由英国宣教士李修善牧师带领信主，不但自己戒掉鸦片，还广设“天招局”，助人戒烟。 1886年6月戴德生在上海召集同工，为购地建立内地会总部祷告。会间有一位名叫荣晃熙的青年人，刚刚在英国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来到中国，准备加入内地会。祷告会上，他受感奉献为建造总部所需的全部费用。1890年2月，内地会总部落成，门前纪念碑上刻着:“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祂的国度而建”。此后四十年间，这三幢楼房充分发挥功能。到1929年时，内地会宣教士由当年的360位增至1,200位，楼房不敷使用，遂将之变卖，另建新楼于新闸路，并于1931年举行了奉献礼拜。 戴德生于1887年1月第六次返英，四处奔波呼吁，足迹遍布整个英国。是年底，共有102位宣教士应召踏上中国宣教之行程，再次超过戴德生所想所求。 戴德生在中国多年，深深感受到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在教会、宣教士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促使英国政府终于在1917年全面禁止对中国输出鸦片。 截至1895年底，中国内地会共有宣教士604位，中国同工417位，福音站121个，会堂233所；教堂149所，学校46所；中国受洗基督徒7,173位。 第四阶段（1895-1905）：世代交替时期 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经历了中日甲午之战，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政局瞬息万变。仇外反教之情日烈。戴德生为各处宣教士的安危，时常焦虑。他的身体，也因长期透支而日益衰退，内地会新老交替不可避免。 1895年，戴德生任命年轻的顾正道为助理主任，协助处理行政及巡迴探望。1896年5月戴德生将所有事务交给顾正道，然后与珍妮返回英国。虽然年老体衰，戴德生在英国仍然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为要把传福音给万民的异象，继续传递下去。同时他探望各个部门，为交接班作准备。他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各个部门没有我，仍然可以运作”。 1900年6月，戴德生和珍妮由戴存义夫妇陪同，前往瑞士休养。正当此时，在中国爆发了“义和团之乱”。7月初，顾正道在保定被拳民杀害，成为内地会首先为主殉道者。7月9日太原宣教士47人全体遇难。在整个义和团之乱中丧生的宣教士，山西126人，蒙古22人，直隶19人，浙江11人，山东、湖北、河南及北京、上海共11人，合计为189人。单内地会被害者就有79人(成人58人，孩童21人)之多。中国基督徒殉道人数更高达两千多人。 当消息传到瑞士，戴德生心如刀割，几乎支撑不住。他说:“我不能看书，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是年底，他开始写信安慰受难家属。1901年1月委任何斯德为代理主任。虽然内地会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但戴德生与其同工仍决定本着基督之爱，持守不索赔、不怀恨、不报仇的原则，即使中国自愿赔偿亦不接受。休养期间，戴德生心系中国，渴想早日返回宣教工场，未料跌倒背伤重犯，以致不能行动。1902年11月，戴德生辞去总主任之职，1903年1月由何斯德继任为第二任总主任。 最后离世 1904年7月30日，戴德生夫人珍妮因癌症竟先他而去，葬于瑞士。1905年2月，戴德生在戴存义夫妇陪同下，启程前往中国——他心中眷恋的第二故乡。6月1日戴德生来到长沙，亲见福音在祷告了三十年的土地上生根，心中倍感欣慰。两天后他在长沙去世，享年73岁，归葬在早他而去的爱妻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墓旁，并他所深爱的中国土地上。 当他离世时，内地会宣教士已由当年的24位增至825位；中国同工增至1,152位；中国受洗基督徒已达18,625人；有组织的教会有418个，宣教站、布道所与会堂合为1,424个，学校150所。而且中国内地会所奉行的信心原则，例如不募款、不举债、无定额薪资等，皆成为后来许多信心差会的典范。因此戴德生不仅被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也被视为“信心差会之父”。 1853年戴德生带着基督的爱来到中国，52年后，他带着对中国人的爱，归返天家。然而，这爱的故事并未因他的死而完结，乃是透过千千万万的宣教士、中国传道人、信徒，以及他的儿孙，直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来，从未中断，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从宣教动力看儿童角色 儿童被视为教会未来栋梁，更是有待收割的广大宣教禾场，但除此之外，儿童是否还有其他角色？施达基金会於一月十三日，假九龙佑宁堂举办「上主眼中的儿童权利：从教会传承的角度看」讲座，透过圣经反思儿童的角色和权利，藉此展望教会的未来。 　　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佘枝凤博士引述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至十六节，指经文呈现了两种对儿童的观念，第一是门徒认为儿童会惹麻烦，因此责备带小孩来见耶稣的人；第二是耶稣看见孩童被门徒阻挡便恼怒，纵然当时祂正忙於治病和论道，但仍将专注力放在孩童身上。 　　佘枝凤博士续解释经文，她指有新约学者认为，耶稣是神国和神国降临的代表，儿童则是神国的继承人和领受者，所以耶稣强调儿童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度中。至於耶稣说要像小孩子才可进入神国，她解释当时孩童被视为廉价的劳动力，是社会中最脆弱和缺乏保障的一羣；有学者指耶稣藉此提醒，成年人要学像小孩一样知道自己的软弱无能，懂得完全依赖神恩典，并非只靠守律法才能进入天国。 　　她补充，圣经中其他书卷亦有谈论到孩童，可见圣经有一个完整的儿童观，惟一般信徒常忽略当中部分观念，如小孩是神给予的礼物丶成年人信心的典范等。她表示，全面的儿童观促进教会保障儿童权利，以认真教导信仰的心态培育儿童，同时尊重和接受他们对成年人的启发。 　　她不讳言，不少教会以托儿心态举办儿童活动，目的只是透过活动向家长传福音，鲜有视儿童为神国领受者的身分。因此她盼望，牧者能重建一个完整的圣经儿童观，并转化对儿童的观念，确认他们为神国领受者丶成人信心的榜样及领受福音的启示者。 　　施达基金会总干事邝伟文博士以「教会处境与传承」为题，分享教会视儿童工作为「投资」，因此努力向儿童传福音及教导圣经知识，栽培他们成为未来教会支柱。同时也从宣教角度出发，将儿童视作宣教禾场，故投放人力丶物力资源传扬福音。 　　他认同这些观念正确，但认为教会可从另一角度看待儿童，重新反思他们在教会的角色。他引述以赛亚书三章一至四节，首三节谈及上帝弃用有权势的人，如勇士丶审判官丶长老和谋士等，那刻选择了孩童去帮助祂。（赛三4）此外，圣经中亦多次记载上帝使用儿童成就其工作，例如上帝藉当时年仅十多岁的大衞击退巨人歌利亚，拯救整个民族，为祂做事。 　　他又提到，儿童在生活上同样可领人归主，或成为父母信心功课的榜样。他分享，早前与儿子旅游时遇上滂沱大雨，正烦恼行程安排之际，儿子突然主动邀请他祈祷，当时他以敷衍心态应对，怎料祷告後不久便天色放晴，可见孩童在信心功课上可作为成人的榜样。因此，孩童不单是宣教禾场，同时也可成为宣教动力，「小朋友不是将来才可成为栋梁，今日也能为上帝出力……如我们以此观念去看，我们对小朋友的牧养便不一样。」 　　他解释，若以「宣教禾场」角度栽培孩童，目的只是提供他们将来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相反以「宣教动力」角度出发，重点则是给予他们空间和机会，帮助他们今天为上帝作工。他举例，教会可给予孩童机会发挥创意，如安排他们在宣教活动中担任不同岗位，甚至举办儿童教会，让他们自行铺排主日崇拜流程等。他重申，不少教会已进行上述儿童事工，但关键是转化思维，从「宣教动力」角度出发看儿童的角色，保障他们的「参与权」和「被神使用权」。「上帝是否使用这小朋友，取决於祂的主权；但成人能够做的，就是不要阻碍上帝使用他……给予他空间和机会发挥。」